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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文韬陈小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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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章(第2页)

  欧阳一民的话说得婉转有力,不愠不火。但学生和家长们根本听不进去,他们乱嚷嚷地吵着要市委和市政府给个说法。所谓市委、市政府的说法,实际上就是要求书记刘定国和市长万长卿答应给他们解决工作。像这样的事情,显然不是一个副市长能说了算的。

  这时,雎阳师专的部分老师陆陆续续赶来了,个别学生的亲属也来了,气氛有所缓和。协商了近两个小时,学生们同意放刘定国和万长卿回办公室,但条件是,市委、市政府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给出一个肯定的能让他们满意的答复。

  已经是午饭时间了。李文韬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学生以及家长们分发矿泉水和方便面。这帮人不管三七二十一,该吃的吃,该喝的喝。他们大都席地而坐,有的人甚至带来了草席和铺盖,准备打持久战。

  刘定国回到办公室,把教育局长骂了个狗血喷头。

  刘定国厉声说:“要你这个局长有什么用?连这么点儿小事都处理不好,不想干了是吧,嗯?不想干了早说,等着当局长的人多得很……幸亏教育部专家团还没来,否则,乱子就出大了,真要是那样,我看你这个局长难辞其咎。”

  教育局长不敢吭声。他偷眼看了看,刘定国和万长卿都黑着一张脸。

  “这么大规模的上访,有组织有计划,你们竟然连一点儿风声都没有听到?还是你们教育系统故意纵容他们来闹事?”

  刘定国越说越气,顺手抓起办公桌上的一只茶杯砸向了教育局长。好在教育局长反应快,头一偏,没砸到,茶杯砸在墙上,“哗啦”一声碎了。教育局长的动作很笨拙,显得特逗,李文韬想笑,憋了好大的劲儿才没有笑出来。其他常委和市长万长卿、副市长欧阳一民都绷着个脸,很严肃地坐在沙发上。李文韬心想,自己还是没有修炼到家,像这种场合,有什么好笑的,一点儿都不好笑嘛,就应该和其他人一样,正襟危坐,面无表情。

  “还有你,你,”刘定国一指雎阳师专的校长,“你们怎么搞的?培养的什么学生?就这样的素质?一群泼妇嘛。真把她们安排教师岗位上去,还能指望她们教书育人?”

  让一帮小姑娘抱着大腿在市委大门口站了一早上,刘定国那个气啊,就像一座火山,找不到合适的喷发口似的。

  雎阳师专的校长嘴上没言语,心里却不住嘀咕:前任校长拉的稀,关我屁事?招那么多自费生,还不是市里提出“不给经费只给政策”,还不是财政太过紧张,拨不出钱吗?

  刘定国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。发火是不起任何作用的,如果发火能够解决问题,那么,刘定国内心积攒的怒火,足可以把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烧成灰烬。他压住火气,对着万长卿说:“长卿同志,你有什么看法?”

  万长卿蹙了蹙眉头。他也是一肚子的火。作为一个地级市的市长,他和刘定国一样,不希望自己的治下出现什么不安定因素。他很清楚,当官的,尤其是像他和刘定国这个位置的官员,你不一定得有政绩,但你一定得让你的地盘足够稳定,稳定压倒一切,不能出任何乱子,否则,一旦出现什么不可收拾的乱子,你再有政绩,对不起,先把你拿下来再说——你是主要领导,你不负责任谁负责任?这些未就业学生和家长群体上访、围堵市委,不是什么好兆头,何况还在教育部专家团即将前来验收雎阳师专的关键时刻。这件事怎么处理,的确让他头痛,总不能答应学生们的要求,把他们挨个儿都安排了吧?且不说未就业学生人数太多,达数百名之多,单就市直机关部委局和下辖区县各单位人员编制的实际情况来看,几乎没有不超编的单位。

  衢水县去年双规了个局长,他那个局连领导职数算在内,只有13个编制,上班的人却有58个,这还不算,另有七八个背景深厚的工作人员关系挂在那儿,没有上班,在外面跑生意……也就是说,该局实际在岗人数是编制数的四倍还要多。超编人员给市直和各区县的财政状况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,仅仅工资这一块儿,就已经让各级财政不堪重负、捉襟见肘,还哪有钱搞什么建设、搞什么发展?还动不动要响应上面的要求,超常规发展。这就是中国的国情,谁让我们人多呢,都得吃饭是吧,就像那些未就业学生,他们当初读高价生,为的就是找一个饭碗,要求并不高。但是,摆在市委市政府面前,就是天大的难题,一旦处理不恰当,未就业学生和家长们不答应不说,弄不好,自个儿的官帽子也得让他们给折腾丢了。怎么样才能让这些未就业学生和家长们满意,而又不让市委、市政府为难呢?有这样一个办法吗?似乎没有。什么叫两难选择,这就是两难选择,非此即彼,压根儿就没有第三种可能。

  市政府这边,万长卿向来比较倚重常务副市长欧阳一民,他说:“一民同志谈谈你的看法吧。”

  欧阳一民说:“现在问题的焦点在于,家长和学生们始终认为,他们当初是交了高学费的,既然交了高学费,学校就应该包分配工作。当然,那时候国家的政策还是属于统一分配的形式,如果政策不变化,这些学生的就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。但政策变了,考试是一道大门槛,他们又都是中专生,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,他们考不上岗位,心里自然不平衡。”

  教育局长接过话头,说:“对对对,欧阳市长分析得有道理。他们也到教育局闹过好多次,但我们有什么办法?政策是国家定的,过渡期间允许中专生连续三年参加公开招考,三年之内考不上,想再参加招考就得有大专学历。我们总不能置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吧?”

  雎阳师专的校长也说:“家长和学生们都认为是我们学校骗了他们,对,我们是收了学费,但那不是因为他们分数太低,上不了线吗?我们又不是一级政府机构,哪儿来的权力给他们安排工作?”

  “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,”欧阳一民接着说,“家长和学生们认为学校骗了他们,收了高价就得包分配工作。但是对学校来说,他们的权限只是负责学生能不能顺利毕业,也就是说,师专所能够做的,只是承诺让这些学生顺利地拿到毕业证,拥有就业的资格,至于究竟能不能就业、怎么就业,师专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对这个作出什么承诺。”

  欧阳一民的这番话说到了师专校长的心坎上,他频频点头,说欧阳市长说得对,分析得有道理。

  万长卿用手指点着他说:“别以为一民同志替你们说话,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你说说看,当初招生宣传上就没有打过擦边球,没有向学生承诺过什么吗?”

  师专校长心里当然清楚,当初招生的时候,虽然没有白纸黑字写什么包分配之类的话,但当时的政策形势,肯定让学校在这件事情上含糊其辞,导致家长和学生们误以为只要交了钱上了学,毕业就能分配工作。他只好说:“这都是在前任校长手里发生的事情。当时招生的具体情况,我还不怎么了解。”

  刘定国一摆手,说:“好了好了,得想办法解决问题,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。”

  这个责任就没办法追究,刨根问底,根子还是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决策上。

  “关键是要拿出对策来。教育部专家团已经到了省城,后天由分管文教卫生的副省长陪同下来。在这之前,必须妥善安置好这些学生和家长。”刘定国补充说。

  一时再没人说话。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,说什么也是白搭,因为照样解决不了问题。